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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终身受益的，是我校园外的老师——刘子振先生。
1982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照例来到位于马路街的东方红小学市工会第三联校职工文化补习班上课。
这天，登上讲台的老师换了。联校的韩主任给我们介绍说，这位老师叫刘子振，是邢台一中的语文教师。刘老师穿一件蓝色的中式上衣，胸前的扣子是传统的布盘扣。一节课下来，我们似乎听得还不过瘾，第二节课结束时，竟有同学说：“老师，你讲的真好，再加一节课吧！”联校别的班都已经人去屋空了，唯有我们班还灯火通明，刘老师真的又为我们加了一节课。就是从那时起，刘子振的名字便深深地印在了每一个同学的脑海里。
历尽千辛万苦，河北省第一所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辅导班开学了。这个班没有名字，只有一群嗷嗷待哺的求知学子。这些学子中年龄最大的邢发华53岁，最小的解娟只有19岁，142个学生中只有三、五个高中毕业生，大多数都是“文革”中初中的底子。我是班里学历最低的，只上了八个月的初中，就被留校当老师的红卫兵打了出来。面对这样一群参差不齐的所谓“学生”，这课可怎么教啊？无奈之下，刘老师采取了分类教学的方法，一边在课堂上按照教学大纲讲课，一方面在课下个别补课，我就是在刘老师家补课最多的人之一。有时候补课忘记了时间，在老师家吃饭是常有的事。其实，在老师家补课吃饭的又何止我一人，我们许多同学都有这样的经历。
三年的高自考，要完成十门课，为了保证教学效果，刘老师在自己担任学语文、古汉语和古典文学教学的同时，还从邢台市的各个学校为我们请来了一流的教师，担任其他课程的教学。这些老师都是邢台市教育界在本领域有着崇高威望的学术泰斗，他们为刘子振老师的精神所感动，没有一个人提及过报酬，学生们交的学费都是象征性的，每学期结束的时候，扣除水、电、房租等费用，剩多少算多少，象征性地给老师们一点少得可怜的课时费。
在办学的过程中，刘子振老师最累，他累得让人难以想象。他是一中历年高三的班主任，白天要教高三的课，晚上要给我们上课，他备课的时间都在下半夜，每一个周末都是在书桌前度过的。1985年暑假期间，心力过度交瘁的刘老师病了，除了妻子，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对两个儿子说是去北京旅游，那时，我们自考班也不得不停了几天课。
一个星期后的一天晚上，所有的同学按照与老师的约定来到课堂上，却没能见到刘老师。当我们到了刘老师家的时候，才知道他正在从北京返回的火车上。当师母从火车站的公用电话亭打来电话的时候，我们兴奋不已。已经近四十岁的刘新英抓过电话喊了一声：“老师，在车站别动，我接你去。”这时我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刘新英已经将一辆四十几座的大巴车停在了学校门口。在车站，我们见到了老师和师母，老师是那么的憔悴，尽管是在夜幕下，我们依然看得出来他的脸是那么苍白。其实，他到北京是做了一次前列腺手术。当大巴车开进校园的时候，同学们不让老师上课，劝他休息几天再说。刘老师则说，是我约你们今天开课的，我这么晚才来，已经失约了，不能让大家白等这一晚上。就这样，他拖着虚弱的身子走上了讲台，从师母手中接过他在北京病床上做好的教案，对同学们说：“对不起，让大家久等啦”！
这就是刘子振，一个知识分子一诺千金的光辉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