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啪！一个耳光下去，脸火辣辣的疼，顿时泪水涌了出来。我难过极了，可我又不敢出声，因为我有错。父亲是个军人，但是脾气却温和得多，在记忆中这是唯一一次打我，那是1989年的冬天。
其实我早就预感到了。那天晚上的煤油灯好像生了一场大病，比平时暗淡好多。风从窗缝里钻进来，把灯苗吹得躁动不安，忽明忽暗的屋子里要有事情发生。
果不其然，那人来了。门不好，很难推开，所以他推门的动作很大，带进来的风差点把灯扑灭。我愤怒极了，狠狠地扔下筷子，饭也不吃了。
那年我13岁，和其他同龄人一样，顽皮，固执，被父母无限宠着。那时候的乡下还落后，家家户户都掌煤油灯。人们忙完一天的农活，吃过晚饭，抽袋烟，然后开始串门。串门的原因无非两个，一是聊聊一天的收成，二是节省，少用一点煤油。
可是，他不一样，他来借钱——他又来借钱！他低着头小声说道，二哥，我知道你也不宽裕，可是我实在没有办法了，二娃的学费还差好几十……
没等他说完，我就绷不住了，起身走到他面前，狠狠地跺了跺脚，然后跑到我家唯一的橱子旁停下来。喘着粗气，挽起袖子，不停地推拉柜橱的抽屉——拉开，推回，拉开，推回……动静非常大，以至于旁边的煤油灯被吓得左摇右晃，就要灭了。
我没敢看那个人的脸，但我觉得父亲肯定同意我这么做，因为他好不容易才凑齐我的学费，哪有钱再给他。果然，父亲没有责备我，对我的行为也没有说一个字。让我不解的是，父亲还是答应了他，毫不犹豫地。母亲从我的学费里拿出一些给了他，他低着头一口一个“会还你的、会还你的”走了。
我不记得后来我的学费是怎么凑齐的，但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耳光——父亲唯一打我的一次，疼。
那人刚走，耳光就结实地落在我的脸上。我扭着头，捂着脸，看着那盏昏昏暗暗的煤油灯。它已经点了一晚上，越发暗淡了，尽管它想照亮整个屋子里的安静。父亲语重心长地说，你记住，人都有困难的时候，人家有求于你就是对你的信任，你要义无反顾地帮助他，这是我们家的传统，这也是军人家庭最起码的素质。
父亲没有再打过我，也没有再对我说过同样的话，但他却用一生告诉我，人活着不能只顾自己，要相互帮助。
时隔多年，我跟着父亲走了更远的路，当兵入伍，成为了一名实实在在的军人。在部队里或者退伍后，我都时刻牢记父亲的这番话，断断续续也帮了一些人。我早已经忘了那一耳光的疼，但我依然记得那个昏暗的晚上，和那盏躁动不安的煤油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