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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书，是亲人之间抒发情感，了解彼此近况的信物。家书同时具有私人性和隐秘性特征，除非有人在写家书时，内心就存着将其公之于世的想法，借家书以达其另外目的，除此而外，家书无疑是一个人情怀的最为诚挚的流露。
阅读左权将军抗战期间的家书，历历可见八路军之英勇，日寇之残酷，民众之艰辛，将军之情怀。情真意切中，既有为国捐躯之慷慨悲歌，又有儿女眷眷的深情，左权将军报效国家的大义，艰苦卓绝下的坚韧和乐观，无不令人动容。
抗战爆发，红军在朱德、彭德怀等将领的率领下，开赴太行山区，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左权将军任副总参谋长。在太行山上，极为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里，打击日寇，成为抗日的两大战场之一。因为日寇要经常扫荡，我军要反扫荡，为了妻子刘志兰和女儿左太北的安全考虑，左权将军将妻女转移到了延安。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们之间在日寇封锁线阻隔的情况下，让去延安和从延安来太行山区的同志带信，左权将军前后写给妻子刘志兰书信十一封。从这些带着亲人的体温的信件里，人们看到了一个抗日将领的风骨和令人难以忘怀的崇高情怀。这些家书，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时代的真切状况，看到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一个将领的情怀和向往，更为真切地令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处境和忧思，家书作为一个私人物件，它的真挚性使后人真切地领悟到写信人的伟大人格，看到了在抗战烽烟里挺起的一个民族的脊梁。
左权在给妻子的家书中，叙述了他所亲历的日寇的兽行：“敌人的残酷如故，新的花样就是放毒……因为毒伤老百姓很死了一些人，伤的更多。女县长刘湘屏中毒非常厉害，全身发烂，皮肤掉了三分之二……其痛苦之极也可想而知。”毒气本来是世界公约中禁绝的武器，但是日寇无所不用其极，用来摧毁我抗日之决心和勇气。在战争环境下，日寇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孩子妇女亦不放过。左权在信中写到：“在敌人此次清剿中妇女儿童被害者特多”，“大章同志的孩子寄养在群众家中，亦不幸遭万恶的鬼子连同奶奶一齐枪杀了。听说孩子被鬼子打了一枪后，痛苦了好几个钟头才死，真是可怜。”日寇在太行山区的扫荡中，实行了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左权给妻子叙说前线的境况：“敌人的政策是企图变我根据地为一片焦土，见人便杀，见屋便烧，见粮食便毁，见牲畜便打，虽僻野山沟都遭受了损失，其状极惨。”在这样的境况下，一个人正常的个人生活便成为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遥想，左权身处抗日疆场，也向往着孩儿绕膝的天伦之乐，“时刻想着如果有你及太北和我在一块，能够听到太北叫爸爸妈妈的亲恳声音，能够牵着她走走，抱着她玩玩，闹着她笑，打着她哭，真是太快乐了”。这一切只能是想象，而且这个想象对于一个伟大的抗日将领左权来说，是再也无法实现了，他于1942年5月25日日寇的一次扫荡中壮烈牺牲，长眠地下。看着左权将军书信，看着一个时代的缩影，看着他叮嘱妻子：“不要忘记教育小太北学会喊爸爸，慢慢地给她懂得她的爸爸在遥远的华北与敌寇战斗着。”忍不住眼眶发热。是的，他们当年所祈求的正是我们今天所历经的最为平常的日子。
正因为中华民族有这一批洒血疆场的志士仁人，有这样一批脊梁，我们才有不一样的日月和天地。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时候，我谨以这样的文字告慰这些在抗日战争中为了中华民族而捐躯的先贤的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