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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秋天我14岁，考入了西安外国语学校，这对一个农村娃来说算是登了天。但是，因为家庭困难，我在学校的一切费用全靠每月12元助学金维持，因此周六下午回雁塔区曲江乡曲江池的家，周日返校，几乎都是徒步奔走于南北郊之间。为了赶时间，我经常在路上小跑，没过多久就因为饭后跑得急而得了胃病，胃疼起来十分难受。
第二年三月中旬的一天，我终于扛不住了，去了学校附近的北关卫生院看病。为我接诊的是一位年龄约五六十岁的老大夫。他一边询问我的情况，一边仔细地听我的胸部，拿压舌板看我的舌头，还让我躺在床上，用手慢慢摸我的肚子。当他确定了我疼痛的部位后，微笑着安慰我说：“不要紧，小毛病，开点儿药吃吃就好了。”我拿着他开好的处方去划价，共1元3角7分。我身上只有9角3分钱，不够交药费，只好请大夫改改处方，减少一点药量。老人问明原因后说：“娃呀，我知道你是个学生，没有钱，只开了两天的药，已经是最小的剂量了，不能再少了。”说着他从自己衣兜里掏出1元钱塞到我手里说：“拿去先把药取了，治病要紧。”我迟疑着没接他的钱，他抓住我的手，硬把钱塞到我手里说：“再别犟了，快去拿药，过来我再给你说药怎么吃。”我还能说什么呢？拿着带有老人体温的钱取完药递给他。他一包一包打开告诉我，哪个药一天吃几次，哪个饭前吃，哪个饭后吃，都叮咛得清清楚楚，然后又一一替我包好。当我把找回的钱还给他时，他说啥也不要，一再叮嘱我，留着钱回家时坐汽车，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别把身体搞坏了。听着老人家如父般的嘱咐，我几乎是含着眼泪走出了卫生院。
回家后我把这一切告诉了父母。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世上还是好人多呀！”他们要我下周一定把钱还给老人。父亲说：“人家给咱治了病，咱不能再花人家的钱，别忘了替全家人谢谢人家。”遵照父母的嘱咐，第二周周一的中午，我将1元钱还给了老人家，并一再转达我们全家人的谢意，老人收了钱，再次叮嘱我药吃完后再到药店买两次继续吃，要一次彻底治好。我点头答应了。
我病好以后还到卫生院看过老人一次，因为他正忙着也没顾上说话。谁知几个月后，“文革”开始了，当年八九月份，当我再次去这家卫生院看他时，只见老人戴着“牛鬼蛇神”的纸帽子在那里做清洁工。院子里贴了不少大字报，说他是“反动技术权威”。我只在远处看了他几眼，此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1970年4月我参军去了新疆，1977年在空军工程学院学习期间，一次回学校时曾想顺路再看看老人。医院的人说老人早于1967年就去世了。
我想这世上假如有天使的话，那么其形象一定和那位老人家的样子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