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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千佛洞有几只喜鹊。有一年，来了一批国民党军官，因为打不到黄羊，就无聊地随手把见到的几只喜鹊用步枪打死。从此，千佛洞的人就看不见喜鹊了。
就在这年冬天的一个早上，我忽然听到一声喜鹊的叫声，急急到门外，看见在窗外梨树的枝头上停着一只喜鹊。这是劫后仅存的一只孤独的喜鹊。我像发现了什么似的，带着怜悯的心情，随手把剩下的一些馒头放在窗边。这个在天寒地冻的沙漠中找不到食物的喜鹊毫无顾忌，狼吞虎咽地把馒头吃下去了。于是第二天来，第三天来，从此它变成我窗前的食客了。
冬天，在沙漠上地冻天寒、草木枯萎的季节里，不能冬眠的动物的确也很难受的。譬如那些平时唧唧呱呱的麻雀，到了此时也变成勾头缩脑的偷食鬼。它们飞到食堂里，飞到粮仓里，变成生了翅膀的老鼠一般，到处偷食，甚至连糊窗的干糨糊也要偷吃。它们往往成群结队地飞到东来，东边的纸窗被啄破了！飞到西来，西边的纸窗被啄破了！我很恨这批麻雀！但自从喜鹊成为我的食客后，它主动地成了义务的纸窗保护者，只要一听见它响亮的叫声，麻雀就一溜烟飞散了。正因为这样，这只喜鹊也居然理有应得似的，每天上午，太阳照到我的纸窗时，就长鸣一声，一下子停在我的纸窗前。这时我就必须赶快拿了饲料出去，否则这个似乎有灵感的动物，就叫着，飞着，跳着，神情不安地等待我的“布施”，直到吃饱了才扬长而去。从此习以为常。有时我稍许迟去一会，它就会在窗外不息地叫着，跳着，甚至会打门似的用嘴打着纸窗。我虽然也有点讨厌，但总是尽量满足它的要求。好在这样的时间并不长。大约从每年11月到次年3月的五个月中间，那正是塞外苦寒的时期。3月下旬千佛洞就开冻了，接着草木又开始生长起来，大概喜鹊的食物有所着落，所以就自己想办法来解决，暂时不依靠我的“布施”。
一直到1949年，这只喜鹊已被我一连养了四个冬天。随着全国的解放，敦煌研究工作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工作展开了，工作人员也日渐增加了！为了改善我们沙漠上工作人员的生活，在修建洞窟的同时，还为我们修盖了一些比较讲究的住宅。从兰州买来了几箱玻璃，把中寺破庙里的纸窗一律改为玻璃。这是千佛洞空前的一个大改革。从此可以避免风沙，光和太阳却依然可以照进来。到了冬天，每一个温暖的小家庭在炉火中，还可以晒太阳。扯上几尺花花布，每一个干部的家属都出奇制胜地做上窗帘，养上盆花，那一个个房间布置得舒适、清洁、美丽。到了新年或春节，大家还随西北农村习惯，在亮堂堂的玻璃窗上，贴了从敦煌图案中变化出来的大红剪纸。真是喜气洋洋，皆大欢喜！
1954年，文化部为了进一步改善我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又拨给我们一部发电机和一辆汽车。我们修盖了一大间厂房，专为停放汽车和安装发电机之用。在这个厂房里，我们也安装了玻璃窗。因为厂房的玻璃面积较大，我特地嘱咐管理人，要注意门窗的开关，不要在刮风时被打碎。次年的一个春天，忽地有人告诉我厂房的玻璃被打碎了！那天并未刮风，门窗也都紧紧关着。我问了一下原因，说是可能被孩子打碎的，于是又给重配了一块。不料在重配好的第二天，有人来说，玻璃又给打碎了！“真讨厌！”我有点不耐烦了。赶紧让孩子的家长们管好孩子，无事不要再到汽车房去。两天过去了，第三天中午，又传来打破玻璃的消息，我就觉得有点奇怪。是否有人在故意破坏？第四次装好后，我特地提醒大家注意一下，看是谁连续做了这些坏事。次日，不到正午的时光，我独自走到汽车房旁边。那里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蜜蜂的嗡嗡声，包围着一棵盛开的杏花树，不时落下一些像雪片样的花瓣，有的落在白杨树畔的小溪中随水漂去了。被暖热的太阳暴晒着的马兰花，已开出花朵，木樨已长出了嫩芽！清明过去仅仅半个月，但塞外的春天来得这样猛烈，翠绿的榆钱，油绿的白杨树叶，加上杏花，蜜蜂的嗡嗡，已是江南暮春的天气！千佛洞穿上了绿色的春装，石窟前面拔地参天的白杨树叶已把古老的石窟遮没了。我正在欣赏千佛洞的春色，忽地听见一声我所熟悉的叫声，随即发现已有快一个月不到我窗前来的喜鹊，这时容光焕发地、矫健地、像箭一样划破蔚蓝的天空，在白杨树的枝头上略略停留了一下。它看了我几眼，忽地一个箭步，飞跃在汽车房前，用嘴啄在玻璃上，烦躁地叫了几声，跳来跳去地望着玻璃反光中它自己在杏花背景中的影子，像冬天在我窗外乞食那样，啄一阵玻璃，叫一阵又飞到树上，对着汽车房的玻璃叫着，会发生什么情况似的。我正在怀疑，说时迟，那时快，一刹那，这只疯狂了一般的喜鹊，忽地把自己的身子，像俯冲轰炸机似的冲击在汽车房的玻璃上。砰的一声，玻璃碎了，喜鹊惊慌失措地振翅飞去了！
一切依旧是这样静，像春光一样悄悄地静寂，溪水在流，杏花在落，有些被水带走了，有些落在细黄的流沙上刚停留下来，一阵微风又把它们带走了。“在沙漠中”，我如从梦中醒来一般，又开始我的逻辑思索，像考虑沙漠中单身干部的感情生活一般，考虑一只孤单的喜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