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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离开我们一年又四个月了。老屋的阁楼上，父亲的三斤半和锯子、刨子、凿子堆放在一起，没精打采，落寞无声。
湘西方言，三斤半就是斧子。湘西人实诚，认为一把好斧子，至少得用三斤半重的好铁反复锻打，这样用起来才趁手。但我父亲的三斤半，别人用起来都很别扭，因为父亲习惯左手使斧，他的三斤半是自己在铁匠铺定制的，右边开刃，重量沉、钢口好，他得心应手，别人却横竖使不上劲。
父亲是个木匠，力气大，手头准。我小时候看他砍木料，三斤半“吭”一声劈下去，木料应声而开，一段圆木头，三两下就被劈成了有棱有角的方木料。这种情景后来老在我梦中出现，感觉父亲劈木料像是牯牛犁田，木渣如同湿润的泥土，一路散着芳香。
父亲的三斤半砍过多少木料，没人记得清。父亲砍木料时流过多少汗，更加没人数得清。记得有一年夏天，父亲在家里帮人做水桶，他赤膊着上身，汗流浃背，中间休息时，他叫我帮忙抠背上的痱子，那些痱子亮亮的，如同天上的繁星，每抠一个都发出一声轻微的脆响……小时候的我只觉得有趣好玩，哪里知道父亲的辛劳和担当！
父亲做木匠是半路出家，他没有拜过师，完全是自学。他选择做木匠，一半是兴趣，一半是生活所迫。父亲排行第三，前面一姐一哥，后面三个妹妹。家贫如洗，他只上完小学就辍学了，但他写得一笔好字，打得一手好算盘。他用传统五音记谱，二胡、唢呐、锣鼓，样样皆能。我至今弄不明白，在民国兵荒马乱时候，父亲完成的小学教育，何以能教会他这么多本领。
新中国成立初期，教师奇缺，父亲被安排做了村小民办老师，一干就是22年。父亲教书非常认真，记忆中他常常在煤油灯下细细地备课。父亲的字写得好，学校刻钢板的差事常落到他身上。试卷用蜡纸在钢板上刻好，再用油印机印刷。1981年全县民办教师统一大清退，父亲因学历太低离开了讲台。
父亲要抚养三儿一女，靠做民办老师一个月五块钱的工资，全家只有喝西北风，所以在教书间歇他自己学会了木匠手艺，寒暑假帮人做木工活，挣钱贴补家用。不让教书了，父亲自然而然就做了全职木匠，由李老师变成了李师傅。上世纪80年代初期，父亲做木匠，一天也就两块多钱，多数人家还不能工钱两清。于是，每到腊月，父亲就要四处收账，常常很晚才回到家。
乡下的规矩，讨债只能讨到腊月三十。父亲一般到腊月二十九就不讨债了，他会一大早起来，走20来里路，赶到石门县城街上，称几斤大蒜，买两条鲜鲤鱼，再买几封鞭炮带回家。父母亲认为，团年饭一定要有鱼，也就是“年年有余”的意思。他们都是乐观开朗的人，坚信困难只是暂时的，等到儿女们长大了，日子就会越来越好。1989年我考上大学，其时大姐、大哥都已成家，父母亲身体也好，生活越来越充满希望。可是天有不测风云，1992年6月29日凌晨，母亲因脑溢血悄然离开人世，去时不到49岁。母亲过早离去，让父亲掉进了孤独的深渊。虽然有人热心地给他介绍老伴，但他都提不起兴趣。渐渐地，他爱上了喝酒。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喝酒成了父亲排遣寂寞、消遣光阴的手段，以致一日三餐，餐餐都要喝一点酒。
2011年，父亲73岁。我接他到长沙小住，陪他爬岳麓山，看生态动物园，参观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父亲在长沙过得很开心，每天早早起来就出门散步，有时会从菜市场带一把小葱、两块生姜，洗净切碎，自己煮面吃。一日三餐，酒不能少，或两杯，或三杯，自斟自饮，怡然自得。然而，对于这个城市，父亲还是感到隔膜——邻居们都不认识，大门都紧紧关着，上下楼梯彼此遇见也不怎么打招呼。而在老家，就是随便碰到一条狗，那狗也会温顺地摇摇尾巴。两相对比，父亲还是觉得在乡下过得踏实有味。呆了才三周，他就坚持回到了老家。
父亲闲不住，虽然早就不出门帮人做木工活，却时不时接活在自己家里做。前年回家，看到他在自己简陋的工作间里“吭哧、吭哧”砍木料。父亲佝偻着腰，三斤半举得没有以前那么高，劈下的力气也没以前那么沉。父亲明显是老了，他的三斤半也老了，虽然刃口还是那么锋利、刃面还是那么光亮，但数十年的反复磨砺，它已经不及以前那般厚重、威猛了！
2014年12月3日上午，冷雨敲窗，我在办公室忙着，手机响了，是大哥打来的，声音哽咽：“爸爸走了……”我泪水夺眶而出，说不出话来。
父亲走了，除了他常用的木匠工具，并没有留下其他更珍贵的遗物。大哥征询我对遗物的处理意见，我说三斤半是父亲特制的，跟他老人家的时间也最长，一定要收好，留个念想。
又是一年清明至，人间最苦是相思。我这个做子女的，就用一行铭文，来表达对父亲无尽的思念：廿载执鞭，育人传灯。卌年持斧，自力更生。抚儿育女，节俭勤奋。孝悌亲友，尽己所能。直道中行，待人以诚。性如烈火，持身以正。念吾父亲，哀哀心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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