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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老家，村庄里时常要“派饭”。
“派饭”的对象有几种，村里的大小干部是指手划脚的领导，他们负责安排，是“派饭”的主要人物，而且是天然跟饭吃的对象，被“派饭”的人是来村里调查研究办事的外村人，可能是干部，也有可能是上面派来工作队的一般人员，为“派饭”落地的则是本村村民，他们要早早收班回家，给外地人做好饭菜，当然随行的还有村支书和村里的其他干部。
“派饭”有临时的和固定的。临时的可能就是一顿或者两顿，长久的则是一周两周，可能更长的话一月或半年，那要根据来村庄的外地干部驻多长时间来定长短。村庄里有的人家希望“派饭”时间长一点，以便跟驻村的干部搞好关系，那也是一种人力资源，今后去镇上、县城办事方便得多，但麻烦的时间就要长得多，有的人家则不想被村里“派饭”，能推脱一次就推脱一次，只不过那样的人家非常少。
我们家是村里常常“派饭”的对象之一。一是家里人好客，村里安排了，不好执意推，也没有合适的理由去回绝村干部，二是家里虽然条件不是很好，但家里干净整洁，别人来到家里，至少站有站的地方，坐有坐的地方，不至于让外地人下不了脚。其实，村里在“派饭”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不能让外地人看不起我们的村庄，要安排家境好一些的、待人接物得体一点的人家，也好让外地人不会尴尬，要不然外地人去了“派饭”的人家，受不了那种冷眼，村里干部没有面子不说，外地人更是觉得村庄没有拿他当干部看待，对工作的影响就是可大可小的事，小的事情可以化解掉，大的事情可以化解危机，这就要看驻村的干部来决定事情是大还是小？所以村里实际上是很看重“派饭”的人家的。
那时候，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最喜欢有“派饭”的活儿，原因很简单，有好东西吃。“派饭”来了的时候，妈妈很早就要从干农活的地方回家，工分照样计算。回家以后的事情就是做饭菜，把家里最好吃的东西找出来，平常舍不得吃的也要拿出来招待外地干部，村里分配的那点钱算不上什么，关键是不能慢怠客人，那不是我们家的家风，顶多就是不能动过年三十的天要吃的猪脑壳，连腊肉和香肠都是可以拿出来给客人吃的。妈妈不会吝啬，她是要竭尽所能，展现自己家的温暖如春的风范，这样的“派饭”一顿是没有什么问题，我和哥哥更是希望天天如此。长大一些了，妈妈才告诉我们，那时候的一顿两顿“派饭”完全是打肿脸充胖子，家里根本没有那个实力。长期的“派饭”就不一样了，必须要考虑一个家庭的承受能力，要按照长期的计划来安排。外地干部主要是跟着全家人的伙食吃，偶尔也有一些特别的小灶，但他们往往都不会自己吃，推给主人家的小孩，大人又不同意，这样反复的推来挡去，搞得大家都不好意思，结果往往是小孩吃一些，驻村的外地人吃一点。
我清楚地记得，那时候我们家有一个县上来的干部，姓黄，大家都叫他黄恶恶，我想他肯定不叫那个名字。他驻我们家有半年的时间，一派就是半年，大家都不愿意。一开始，妈妈也不愿意接受，经不起村干部的软磨硬泡和恭维似的劝说，她才勉强接受。事实上，妈妈不是耽心一个黄恶恶不好安排，而是怕看见我们兄弟俩那眼睛里死乞白赖的、饥饿的神情，驻村干部看了是什么想法，传出去那不是丢死人了。好在黄恶恶是个好待之人，对待住和吃都没有什么特殊要求，与家人吃同样的饭菜，对妈妈单独为他做的饭菜，不是假装看不见，就是推到我和哥哥的面前或者兄弟俩眼睛能看得见的地方，意思非常明白，让我们缠着妈妈，他不能吃独食，其实他也根本吃不下。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最好吃的莫过于自己家的鸡下的鸡蛋，煮成荷包蛋，有时蒸熟成了芙蓉蛋，那是最营养的，也是最和饭吃的，他轻轻地小小地舀上一勾，然后就推到我和哥哥的面前，看着我和哥哥你一下、我一下抢着舀完后，他才笑微微地走下桌子。黄恶恶从村庄里劳动或开会回来，总是帮助家里做一些体力活，也做一些扫地、抹桌子的活儿，等到吃饭时间了，他同我们一家人坐在一起，待一碗红苕饭吃完后，他快步走向灶房，拿起锅铲往下面使劲铲，铲起来的尽是红苕，几乎没有什么大白米，我和哥哥悄悄竞争，哪一个吃完第一碗，跑步到灶房去，那锅铲的用力则是尽力往上，铲上来的几乎没有红苕，全是白花花的米饭，妈妈说我们家的锅铲是长了眼睛的，只不过眼晴长的方向不一样，老黄拿的锅铲的眼睛与我们兄弟俩的完全相反，结果当然也不一样。一张桌子上，黄恶恶显得文皱皱的，动作没有在山坡坡、山岗岗上那么灵活，当时的我们没有搞清楚是什么原因？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黄恶恶每周都要回家一次，我和哥哥就等着他回来的那一天，还是让肚子闹的。他回来的时候，包里像变戏法似的，总是拿出一些好吃的东西，印象中有芝麻杆、小方块水果糖，东西虽然不多，但每一次回来都会有所收获，我和哥哥把每周老黄回来的日子当成一个节日，盼呀盼，要是他因为有一次没有按时回来，我们就会闷闷不乐的，老是问他为什么没有回来呢？
黄恶恶在我们家当了半年的驻村干部，是什么运动让他到村里来的，我们不清楚。但他把村庄当成他的家，我们的家虽然是他的临时落脚点，可他从来没有把我家当成临时落脚点，视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记得他临走之前，送了爸爸妈妈各一件汗衫，特别送了我和哥哥每人一支钢笔，让我们一定要好好读书，争取考上县城的中等师范学校或者高中，去他们家做客，爸爸妈妈没有什么送他的，给他包了一背篓的新鲜蔬菜和自己家里加工的红苕粉条。他离开农村的时候，没有一步一回头的文学艺术描写，可他确确实实记住了我们的村庄，死死地记住了我们村庄的名字和居住在村庄的人们。后来的许多年，爸爸妈妈和村庄的人们有事去县城的时候，没有那种假装的不好意思，不管有事无事都会去找黄恶恶，带不带东西都无所谓，有时候还蹭上一顿饭，从来没有听老家的人说过他不热情的坏话，没有人说他不理不睬，都说黄恶恶虽在县城，但由于在农村生活了一段不长的时间，与农村人打成一片，完全像是一个纯粹的农村人，没有一点看不起农村人的意思表现出来。最让乡亲们奇怪的是，连黄恶恶那很是讲究的老婆对乡亲们都很是不错，他的老婆是一位人民医院的医生，要说的话，她对农村人去她家里是有异议的，住、吃、穿对老黄都有严格的要求，我们老家的农村人吃、穿、行都与她的习惯有差别。可自从老黄到了农村生活后，特别是听老黄讲了他在农村的经历，乡亲们对他照顾的事后，完全改变了她对农村和农村人的看法，所以对凡是进县城来找老黄的农村乡亲们，她一律都按亲人的规格接待，从来不拿脸色给乡亲们看，即使是好些农村人的习惯与他们城里人有些不同，有些还差别不小，但老黄的老婆都从心底里不责怪他们。
虽然黄恶恶离开农村已经四十年了，他也只是在农村住了半年的时间，可我自己也没有想明白，半年的时间居然与四十年相抗衡，很多画面居然清晰无比。按理说，老黄并没有做出什么丰功伟绩，更没有评他为什么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也没有什么报刊杂志发表过宣传他事迹的文章，他是默默无闻的走进农村的一个机关小人物，却让我记忆犹新。
走向农村去的黄恶恶，他有幸吃的是“派饭”，与乡亲们真正地交上了朋友。现在的农村可不是这样子，村支书、村长一般也不会再给乡亲们“派饭”了，到处都是农家乐，哪里都可以吃饭，何需再派给每家人呢？免得年终算帐时村里麻烦。更有方便的是，交通方便了，大家都往街镇上去吃饭了，还谈什么吃在农村、住在农村？
现在的农村几乎上是不“派饭”了，解决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时，大多数人都是风也飘飘、雨也飘飘地去农村，面子和派场讲得大，很多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不“派饭”，说是不给老百姓增加负担，可实际情况是老百姓哪在乎一顿饭二顿饭呢？这断了一条相互之间交流沟通的桥梁，不能与老百姓真正地在一起，打成一片，不可能进行心与心之间的交流，没有那种实实在在的沟通，怎么可能有那种血溶于水的关系呢？
其实，当今的农村派不“派饭”已经不重要，农村人已经更不会在乎那一、二顿饭了，就是吃上一个月也不会有哪家人会计较的。但“派饭”的实质是什么？我相信我们的领导干部和到农村去的人都会懂这个道理。真正的若是老百姓与我们之间心与心的距离越来越近了，还有什么困难能够难倒过我们共产党人呢？
看来，乡村的“派饭”还真的有点意思，可惜我们已经把它当成了过时的游戏，成为文化遗产而被我们称之为现代先进的新农村锁进了历史柜中，它真正成为历史吗？我想是不会的，而且是一定不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