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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在川西坝子沱江岸边的一个小村庄里，一位面容清癯、身材瘦削的农家少年打点着行装，从寡母手中接过几张“单薄”的盘缠，准备踏上自己的南行求学之旅。此次南行，少年的心中，定是怀着读书救国的理想，向往着掩卷之后仍余韵袅袅的本土作家艾芜《南行记》中那绮丽的边陲风光。
从成都，到昆明，少年的旅程，是扒在绿色的邮车顶上，在绿色的山峦间穿行，一路向西南。车过贵阳花溪，少年下车打尖，去吃一碗米汤粉，微薄的盘缠被扒手悉数偷走。出黔入滇的崎岖山道上，天上突降瓢泼大雨，少年的行囊被淋得透湿，打开一看，黄草纸上用毛笔誊写工整的备考笔记字迹一片模糊。欲哭无泪，少年狠下决心，来日的考场上，将只能凭着昔日的基础与记忆；若铩羽折戟，便只能学着艾芜，远走滇缅，浪迹天涯。
当这位衣衫褴褛、行李破旧的少年，在考试被录取后，步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同样简陋破败的校门时，仍然仿若身处梦境般的不敢相信自己的感觉。
多年之后，少年才深刻地认识到，这样的一步跨越，在他的人生之旅中，产生了多么久远与至关重要的影响；这座位于祖国西南边陲的、外形简陋的大学，却有着一颗如同金子般闪光的魂灵。
这位少年就是家父。在中国教育史的长河中，存在于抗战年月中的西南联大，无疑是一朵异常璀璨的美丽浪花，一道旖旎瑰丽的风景。她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绝死拼搏中据守边陲的惊鸿一瞥。一个人暨一个民族在濒临绝境时被激发出的惊天力量，与抗日军民在前线的殊死战斗相同，在西南联大的存在中亦得到了印证。西南联大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
家父是西南联大的最后一届学生，在昆明未及一年便随校复员回京。然而，烽火连天岁月中那边陲的回忆，已深深地烙在了老人的心上。在他的眼睛尚可清晰视物时，他常常摩挲着一本《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指点着上面的一个个名字告诉家人，哪位哪位同学在校期间便从军奔赴滇缅战区，哪位哪位同学战死疆场……
每当回忆起这些早年的情景，我的心情，便如同流淌在高黎贡山下的伊洛瓦底江般，奔腾不已。
上个世纪40年代末，位于北平沙滩红楼的北京大学教室里，默默地坐进了一个操浓重四川口音，身穿灰竹布长衫的青年。他是辗转从边陲崇山峻岭中的西南联大随校复员到京的。他的学长中，有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突尼斯大使与对外友协副会长的谢邦定，成为新华社资深记者与国际部副主任的王纬；而他的学友中，则有后来成为中国哲学界名家的张岂之与汤一介。北大的校园中群贤毕至，名流云集，任继愈、季羡林、汤用彤、冯至、张岱年、贺麟，如璀璨的群星，闪耀在这位青年的眼前。他如饥似渴地吮吸着醇厚的学术甘露，浸淫于其中，忘乎所以。
当时北大的学生食堂，按伙食标准的高低不同，分为两个“膳团”——“白面膳团”和“杂粮膳团”。家境贫寒的家父，从西南联大到北大，一直是“杂粮膳团”的成员，后来成为中国外交界、新闻界与学术界名人的许多同学，都曾不同程度地接济过他。只不过随着岁月的更替，周末的“牙祭”，则从昆明那飘满黄叶街头的羊肉拐骨汤，而演变为早春北京胡同里的热馄饨了。
上个世纪90年代，我曾在冬日里的昆明街头，寻访着西南联大的旧址，追慕着那远远流逝的时光；我在由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刻、罗庸手书，享有“三绝碑”美誉的西南联大纪念碑前，泪流满面。
今年盛夏，在巍峨的泰山脚下，在松柏蔽日、碑刻林立的岱庙园林中，我惊喜地与西南联大校友会会长、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季羡林基金会第二届理事长潘际銮院士邂逅。潘院士是于1944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的，与家父同年。潘院士曾任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主任，南昌大学校长，是新中国焊接技术发展的奠基人、开拓者。在岱庙的松荫下，我向尊敬的潘院士讲述了家父从成都到昆明的历程，由北京而西安的经历，述说了十多年来家父卧病在床，在我悉心照顾下度过晚年的情况。潘院士说：“刚毅坚卓”是西南联大的校训，而你，则将其传承了下来。潘院士还说，西南联大校友的子女，也就是西南联大的校友，欢迎你加入西南联大的校友会。
从上个世纪40年代到今天，从家父到我，西南联大的精神，总让我们心生温暖，我想所谓的家传，便是这样的吧。